我在上海这边工作，过年的时候回台湾待了大概两个月，由于疫情在台湾相对还是控制得宜，所以当下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慢慢地会有一种闷闷的感觉，不能移动的那种不自由感，逐渐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影响。从我们的生活到工作，有很多事情原本可能需要飞行，需要国际差旅，变得没有办法去推动。
我们家人都在上海，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疫情刚刚开始的几个月，上海不同的小区有不同的规定，要出入证。比如我家，我外公外婆单独住在一起，我跟我母亲就不可以去看望他们。因为一户只发两张出入证，那两张等于是给我外公和外婆的。如果还需要进人，要跟保安通融一下，才会给你一张临时证。所以疫情一开始，我跟我母亲不会一起在我外公外婆家见面，这张证如果我拿走了，我母亲就没有办法去了。我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在比较极端的疫情状况下，要限制进一个区域的人流量。但是的确这样的政策无法考虑周全到任何情况。
那本地的居民对于那些旅行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比如，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之前在泰国工作，两周半前刚回到中国，他到酒店隔离了一周，之后他根据规定，又在家隔离了一周。但问题是当他回到家以后，他面临着非常多来自邻居的敌视，包括邻居会在他的门口抗议，要求他、以及要求警察让他从房子里搬出去，即使他完全没有问题，他们也不想让他留下。会有一种恐 惧让人们非常害怕外出回来的这些人。
我们刚才谈了一些有关于“便利性”的问题，对我来说旅行和边界的意义或许在某方面和生活方式有所联系。可能是一种社会状态，人们为了逃逸、享乐而旅行，同时也作为一种国际主义的形象。事实上，流动的边界在许多层面上对于人们的生活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去到一个地方，去了解那边的人们如何生活始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来自于一个移民家庭，作为第二代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文化仍是一种新的体验；作为第二代，仍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没有完全融入自己所生活的文化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个局外人，但这不是简单的内部 /外部，或者国籍认定的问题。我发现更有趣并影响我工作的是这些情况让我的生活变成一种有趣的状态，这不是生活方式，也不是选择，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在远方影响着我是谁，也因此我总是去一些地方，并不断地改变自己。突然之间边界关闭了，这对我来说几乎造成了“存在”的危机，因为我的生活仰赖于成为他人又或者被远方事物影响的可能性。
从我的角度来说，对旅行的思索探寻是极其根本性的，它不仅仅是为了休闲，做生意或者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的实践。旅行是一个蛮奇怪的词，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对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很多不同层面上的意义。我很喜欢独立电影导演乔纳斯·梅卡斯说的：“我们都是被异置的人。”我认为这种迁移的经历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会有各种各样迁移的状态。有时候你不需要实际的旅行，你可以在你的意识里“旅行”；你不需要去到另一个地方，遇见其他的人或其他的文化来让自己实现迁移，所以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我们当下面临困难的情境，也让我们感受到和被迫和我们的家人、伴侣，或者朋友分开会是一种怎样困难且粗暴的情形。因为旅行禁令让这个情况变得极其痛苦，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没有人可以（走），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见不到他们亲人的痛苦。我的母亲现在病的很重，而我却不能去看她，要回去很困难。但同时，很多人也尝试创造其他方式来实现迁移和联系。
我们谈论了很多通过数字媒体来建立连结的可能性，对我来说这也是可以的，比如线上沟通平台让我们能够和团队或是家庭相互联系，这是非常珍贵的。但同时我也非常想念那些真实可感知的部分，我需要真正的碰触、看到、嗅到、感受到他们。我需要真的感受到我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的气息，我需要拥有不同的感受和情绪，它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地方，但它又是我的地方因为我在这里感觉很好。我是一个所谓的“岛民”，我过去总是在岛上生活，那种旅行的体验跟来自大陆的人，他们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侵占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旅行的经验是文化也是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旅行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观光性活动，它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有活力的日常实践，为了觅食或者见朋友而移动是很惯常的体验。
我们祖先的旅行，不是看地图，而是跟随风、溪流或者星星的位置，随着自然流动的，去遇见不同的、无法想象的地方，或者迷失在海洋的浩瀚里，等等。这是我内在非常根本的部分，因为从最开始就没有一个出发点，更像是迷失在太平洋之中。所以也是过去的这种体验，让我和这种旅行的实践有很深的连结。当然，你会想到其他一些被迫异置的人，他们需要工作，想要在另一个地方获得更好的生活。他们必须离开，或离开他们的家人去到一个他们不了解、都是陌生人的地方。这样的旅行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放逐。
还有一种旅行的形式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移民。它对一些艺术家来说是一种选择，或者他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必须离开。但离开一个你爱的地方并不容易，而在一个你永远会被视作外国人的地方生活也不会很轻松，所以在不同地区的离散人群是很珍贵的，因为他们是“之间”的人，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但是他们在创造新的文化实践，将能量注入某个语境，这让我十分着迷。
这种居间的状态且总是不明确的状态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做这样的艺术项目，这种非典型的旅行，一定程度地延展了对旅行的理解，并去了解并认知这些多样的经验可以是放逐、被迫，或自愿的迁徙。旅行不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体验，而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需要不断地迁徙，无法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住在欧洲时我从来没法将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法国人，现在我更觉得我同时是欧洲人和亚洲人，但无论如何绝不是嵌入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在一个奇异的状态，但如果你知道如何为自己导航，你就能拥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去构建开放的、意料之外的视角。
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说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文化，而是“扎根的”或是“离根的”状态。它也关于重新定义旅行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需要是去思考这之间的差异，因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经济和社会要求人们变得非常具有流动性。我非常喜欢费利克斯·冈萨雷斯 - 托雷斯制作的“护照”，在护照中有鸟在天空中飞翔。他引用了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话，她说当她看着天空中飞翔的鸟时，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鸟本身，而是那些飞鸟之间不断变化的空间，飞鸟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而正是在牠们之间存在无形的线（飞行的轨迹）创造了情感的连结，这对我启发很大。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护照#II）》，1993年，纸上印刷，装订册页，数量无限，每册12页，各15.2 x 10.2厘米。德国慕尼黑，格茨收藏
费利克斯的作品《无题（护照）》呈现了空中的云朵和飞翔的鸟儿，意在反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固定身份和一个固定国籍，因为他的身份也是多样的。对他来说，这个项目尝试超越任何边界、极限，或限制。护照可以是什么？并且尝试一个以更诗意，也更批判性的方式来探寻什么是旅行。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后疫情时代，人们很多时候会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旅行。这可能有很多困难，因为被孤立或者隔离的状态简直不人性。在同一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并不容易。你需要去面对自己，同时你需要去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来保证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和你爱的人、你无法联系的人的关系。这是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非常，非常强烈的体验。因为它产生了一种简直难以承受的感觉，你和周围的环境是完全隔离的。与此同时，你需要重新了解你自己，建立新的联系。
这是为什么我想讨论这个，我们需要去理解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被强迫，或选择去旅行的。同时，由于全球经济鼓励旅行，有许多人被鼓励去异地、异国工作，然而疫情忽然让情况转向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这是一个十分暴力的状况。另外还有今天的疫情，以及病毒是如何被用来挑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所以它需要我们来发掘关于旅行的体验与政治。它超越了仅仅是为了旅行的旅行，正因此第二期《帘幕》的这个概念对我而言这么重要。
这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刚开始谈论的关于隔离还有恐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国人或者外人这样的概念，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也关乎由某种暴力或者支配力来定义什么是固定的身份，什么是你的地方，它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心理的地方。
电影《流感》截图，图片来自于网络
所以我对移民感兴趣的地方也在于这种异置的状态，有时是身份的混淆，或者感觉被孤立，或者像我之前说的突然觉得我们的灵感在其他一些地方。但移民也有另一个意义，就是散开的，也是是有些东西传播开了，所以它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或所有都在同一个地方，它可以在心理和物理层面散开，这也是你们刚刚谈到的。当现在边境关闭，还有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有一种张力存在，它有点像去限制这种流动性，总是会尝试去固化，或者强调定居的，对吧？所以就是你只能待在这儿，或者你接下来两周就要一个人隔离。它总是这样的情况，对吧？拉瑞斯·弗洛乔
我觉得这个“移民作为一种离散状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旅行作为殖民历史中的一部分。因为来自一个地方的人，会去到其他不同的地方生活并且带来某种分割出去了的移民群落。
我对于了解一种殖民主义的形式是如何发生的非常感兴趣，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不对劲，或者有些事情被扭曲了导致人们受到一种殖民系统的压迫。但同时，他们在探索新的方式来创造各种形式的本土社区，超越殖民者的方法。也就是说，殖民主义压迫人们或假装给殖民地带来了财富、教育和更好的生活其实是有问题的。但同时，殖民主义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成功的，因为人们（被殖民者和殖民者）永远会抵抗，创造不同于主流叙事的、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增加地区特点的多样性。我常举一个例子，十九世纪末法国人要求一些中国人去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小岛拓荒，我也是来自这个地方。但是后来我的中国曾祖父爱上了一位大溪地的女士，并且拥有了一个包括我祖母的大家庭。我祖母生下了我的法国、大溪地、中国三地混血的父亲。我的母亲有丹麦、德国和法国血统，她不合法地爱上了我的父亲 ... ... 所以可以说我就是殖民主义的果实，但与此同时，即使在今天，我仍在努力地生活学习，在这个复杂多层次的历史中去创造什么。
在这种更复杂的情境里，我觉得可以再深入一些。这也使得对一个地方的定义更加复杂。什么是一个地方？什么是地方性？他们来自于不同方面的历史，同时代的个人以及集体故事，而这总是会突破一个官方框架下对于殖民主义的定义。
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谈论殖民主义时，其实我就是来自于这样的背景，但我总是试着思考什么是这之中的暴力，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它也会有哪些好处，因为在这种侵占之外，这些人也都是人，他们就这样度过他们的生活，承受了他们所承受的。无论什么方式和结果，他们会反抗，非常努力地尝试越过这种压迫性的系统来找寻更好的生活或者爱情，或者去找某种混合的状态它让……这就是为什么有趣的是，在区秀诒的作品里，不仅是关于马来西亚这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串起了人物形象或文化的不同层面，比如这个日本人（谷丰）。区秀诒，《序曲：启航之歌》，2019年，单频彩色高清录像，4分45秒
比如，陈亮和另外两位研究者一起研究如何更好地理解人们的生活，并不仅是谴责具有政治目的的商业行为，它关乎生活在那里的人的转变以及缺失的东西。有些人能带去不同的背景，以及带来区别于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也是难以察觉的部分，我觉得像去本土化，或重新本土化的体验，对我理解旅行作为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词汇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谈论每个人都有权利旅行或者移动的时候，在某些状况下，许多人其实没有移动的特权。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说，此时此刻，移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在逆全球化的状态下，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谈论，我们应该慢下来，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去看待我们的社会中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我想更积极地去想，如果我们真的无法移动，那么我们是否该更多地思考内部的议题。这也是我想说的问题，特别是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没有权利，也甚至也不会想要去移动。他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存活，对他们来说可能连坚持下去都非常难。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是啊，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提出这个现实。当我们谈论旅行，我们通常想到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人，会有这种全球化的印象，好像每个人都在旅行，但大多数的人没有这样的财力，或者不是关于财力，就像你说的，他们只是努力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存活下来。或者可能他们会被其他人要求搬迁到其他地方，或者他们就是被迫生活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移动。从这个维度来讲，思考我们当下的情境也非常重要。这段时间我学会了一种谦卑的态度去面对许多事物。就像是可以一个人被隔离、感受孤独其实是很奢侈的事，因为有许多（底层）人们正面对更加残酷的状况（无法单独隔离），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力求生存。曾明俊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说，可能只有富人才能旅行，或者旅行是一种少数人的度假方式。我觉得更需要被谈论的是“能见度”的问题。我们如何定义谁在旅行，或者谁是旅行者？比如移民和难民的区别。
现在大家认为移民就是某些有特殊技能、知识或特权到新地方工作的人。然而，难民是一群人想要逃离他们的家乡，因为他们可能是受到迫害。在我成长的环境，难民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一大群人来到这里抢走本地人的工作，这一切都和阶级、特权，以及居留许可有关。
并且那些难民是会有点害怕的，因为他们没有居留许可，只想逃离家乡，寻求更好的地方及生活。这还会有政府方面的压力…他们总是希望让人们待在他们该在的地方，有一些人能拥有移动的自由，但也有人被剥夺了这种自由。可能也可以视作是一种抵抗吧，还有一大批人不断的，或者就是此刻就在（去往）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地中海，每天都有人死于从非洲去往欧洲的小船上，他们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也是一个不断受到争议的问题。他们不被当人看，他们的劳动价值与社会地位比本地人更低，甚至连观光客都不如。
我最近的观察，跟旅行有关的事情都挺戏剧性的。之前我们谈到旅行，会想说有一段时间，出门去发现、去面对新的事物。但现在可能不完全是暂时的了，更像是一种常态。这意味着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海外华人或者留学生，他们面临着决定去留以及生活方式这样重大的决定。可能之前讨论旅行的风险，主要是健康方面，但今天旅行的风险可能是你的人生会整个发生改变。
我遇到过很多从其他城市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失去了工作或生意，要回到他们的老家。这可能也是一种被迫的旅行，因为几个月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他们在城市里无法生存，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但其实那也是远方，因为他们已经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而且要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他们的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把这当作旅行，因为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回归。当我问他们对于未来的打算，他们好像很随意地就说，“嗯，就回去乡下，种田，回去做我本来该做的事。”
很多回老家的外地人，不仅是做生意的，还有在各行各业，像出版、金融。在这段时间，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多的流动。可能是一种大方向的变化。也是一个契机吧，让人们去想他们真的想要做什么，以及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曾明俊
这些移工基本上会受到疫情影响，是因为城市缺乏相应的制度。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城市里稳定下来是更难的，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来从不同方面支持他们，包括户口，或者其他类型的许可、社保，或者他们能够得到的工作机会也更不稳定，因为他们更多是临时工。这个问题反映了在国际或者全球的层面上，像这样的个体所在阶层与社会的张力，你来自哪里的这种观念，以及它跟你能接触到的资源与特权的联系。这也和郑明河在做的新项目有关，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践，不只是在探讨后殖民，像拉瑞斯之前说的，除了关于殖民中主导和权力的问题，也包括这个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声音。可能更短暂，或不可见，但是值得去思考的，因为这些人和那些更具有能见度、一直在旅行的人，是同样真实存在的。
郑明河《遗忘越南》（2015－2016）数码电影剧照。图片来自于网络其实这也和郑明河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关，她也考虑到了国内人口流动的议题，这在中国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想想外卖，其实几乎所有我们现在依赖的基础设施都是那些外来流动人口支撑起来的。这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但却几乎看不到。我们上一次从点外卖是什么时候？几乎没有交流，他们进来出来可能就一秒钟。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悖论：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但他们却不被城市接纳。
拉瑞斯·弗洛乔
当外卖员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他们是外来人口，是在上海讨生活的人。我非常尊敬他们，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经济活动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如果出现了危机，可能去思考这些人的未来该怎么办，会比让他们被迫离开，或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却不被认可这样艰难地工作要好。
像天天说的，对旅行的考量在成为一种人生选择。中国学生在外面面临很难的情况，在国内又会有其他的困难。我想旅行的问题正在成为一种慎重的、决定性的抉择。你需要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构建人生，构建与自己、与他人的连结。
所以，对旅行的这种探求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定义，超越了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定义，超越对人的压迫性的封闭。对我自己来说，我想要保持开放的状态。因为人们面临着很多的排斥、歧视，或者是人和人之间，当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的误解。
我觉得需要去提出这些问题，不然的话它会是非常主流或单一的，会变得有一点僵化和无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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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线上出版物为上海外滩美术馆长期研究项目“帘幕”的一部分，详情请见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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